书刊扫描仪：台湾地区保存民国档案的状况与征集书刊扫描仪：台湾地区保存民国档案的状况与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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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现存的1949年前产生的民国档案，是民国档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历史来源与两岸隔离后岛内政治、档案管理体制变化等因素，迁台民国档案的分布、管理与整理加工开放与大陆所存民国档案相比，存在较多的不同。了解其中基本状况，是赴台查阅征集档案工作的前提条件
1台湾地区保存民国档案的来源与分布
台湾现存民国档案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大陆时，带往台湾的档案。这部分档案虽占当时民国档案总量比例不大，但单纯数量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具有一大特征，就是当时带走的档案是经过遴选的，故而档案的价值都较高，其中有许多精品。如人物档案中有蒋介石等民国政要个人档，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档案，在民国档案中具有特殊价值；机构类别档中有北京民国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外交、军事情报、教育等多类重要档，如北洋政府、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印玺、重要的中外条约、国界划分文件（包括海疆图纸等）、中统军统档等等。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民国史研究者，不去台湾查档就有隔靴搔痒之感。
以蒋介石个人档为例，其包含内容广泛，数量颇丰。时间跨度为1918—1975年。1949年5月16日，蒋介石档案与“中央银行”的黄金一并由国民党海军“中字105号”登陆艇在蒋经国的主持下，从上海移运台湾。在台湾，蒋氏档案一直存放在桃源县大溪镇的专用档案库内，由“总统府”大溪档案室管理，俗称“大溪档案”。1995年“大溪档案”移交“国史馆”收存，取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该馆依据档案的形式特征，将其分为筹笔、革命文献、特交文卷、特交文电、特交档案、领袖家书、文物图书、蒋氏宗谱、照片影集等九个大类，计有4200册，27．3万件。其中蒋介石日记的分类抄本，1931年前的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后保存在台湾“国史馆”。
台湾地区现存民国档案，无论是典藏于“国史馆”、党史馆，或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等机构，还是其他台湾“部委”机构；无论是迁台时档案管理部门，或是后来辗转搬迁、移交、变更后的保管单位，其所藏重要历史档案的源头，莫不来自祖国大陆。
二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台间台湾省政府形成的档案，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档案，由台湾省政府秘书处移转“国史馆”保存，共计629卷；台湾省政府档案，计有77个单位，包括自厅级单位至乡镇公所等基层单位档案，总数为25493卷，这部分档案较为完整，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统治状况，是研究台湾光复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的主要资料；另外如台湾省地政处档案，除机构自存的外，也集中典藏于“国史馆”，此批档案内容起于1944年，自1981年至1993年间分四批移转“国史馆”保存，总卷数达1682卷，“国史馆”完成整理编目后供学者查阅使用。
三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形成的台总督府档案。现藏于台湾南投市中兴新村台湾省文献史料馆暨“国史馆台湾分馆”。
1895年后日本侵占了中国台湾及其所属岛屿，随即在台设置总督府，实行殖民统治。到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台湾总督府档案始归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接管。这部分档案，因其政权性质和逾越晚清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是日本在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原始记录和研究民国时期台湾殖民地历史的重要史料。目前，该馆存有档案3万多卷册，其中15000多卷为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篡，12000多卷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公文类篡，余卷为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文书档案。
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档案中的部分重要史料，曾于光复后被报送南京中央政府，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中也有部分收藏。
台湾现存民国档案的分布与台湾当局对档案的管理体制运作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当局并没有设立专司档案管理的档案机构，直到2001年，才在“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員会”下设立了“国家档案管理局”。其职能任务规定为：“本会所属档案管理局成立于民国90年，肩负档案法赋予的使命——健全机关档案管理。”但是，这一机构成立后，对于各档案保藏机构来自大陆的民国档案却无法统一调配整合，仍取各自为阵的保存方式。经过多年磨合，该局定位为台湾各级行政机关现行档案的搜集保藏单位性质。因此，岛内所存民国历史档案主体依然保藏在分别位于台北市中心和新店的 “国史馆”、刚随国民党中央迁移尚未恢复开放的“党史馆”以及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三地。
除上述三个部门所存有的档案外。还有一些民国档案分散在台湾“外交部”“海军总司令部”、邮政博物馆和“国防部史政局”及“国防部情报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主要是国民党军事档案，如国民党军队沿革档案、战史档案及重要将领档案等。其中以“国共军调处”档案223卷和顾祝同个人专档104卷，尤为珍贵。“海军总司令部”存有中国海军建军史料，邮政博物馆有对日通邮车交涉文件等等。另外，一大批民国名人档则存在其本人或其家人手中，近年来，他们中有许多人开始向国内外档案机构捐赠这些个人档案，如蒋、宋、孔氏家族向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寄存与捐赠了两蒋日记、孔祥熙档案、宋子文档案等等，都是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档案珍品。
2台湾档案机构民国档案数字化与开放利用
在民国档案数字化开放利用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台湾省文献史料馆等机构多年来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集中体现在各机构运用官方财政投资与外引内联的多种方式，持续不断地进行档案的数字化整理加工。台湾立法机构曾通过立法规定，保障图书档案典藏“数位化”工程所需财政拨款，不会因政党轮替而终止或削减，这样便有效地推进了工程的进行。而党史馆在因政治原由失去财政拨款的情况下，也通过与台湾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合作的方式，引入资金设备，有效地推进了馆藏数字化的进程。经过多年努力，上述各单位所藏的民国档案数位化都取得显著效果，大部分馆馆藏实现了档案的电子化利用与开放。
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档案数位化整理，聘用历史学研究生等人员加工，其电子目录都带有民国人物与机构注解，档案扫描左右倾斜不准超过1度，标准甚严，质量上乘。除本馆所藏外，他们还接受了台湾“外交部”“*高法院”等行政机构所藏民国档案的数字化加工任务，通过代加工，成功搜集到这些单位所藏档案的电子版，丰富了馆藏，不失为一成功的经验。
在档案文献史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台湾的档案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大陆“史档结合”的优良传统，把档案保管整理与史料编研、史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档案馆都设有编研部门，业务人员具有职称，他们没有质疑和争论，坚定不移沿着司马迁开创的道路走下去，多年来，档案部门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深厚的档案史料和史学研究领军人才，把“死档案”变成了“活史料”，档案馆在学术界始终占据制高点，发挥着引领作用。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因多年的积累，台湾档案界所编辑出版的档案史料，包括丛书、汇编、专辑、专题、画册等等多如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里无法一一列出。我们只要对国内外民国史研究成果稍加注目，就可发现其影响与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台湾档案界的出版品中，有大量的馆藏档案目录汇编及文件级专题档案目录，还有互动式光盘检索系统，并已挂网，采取会员制等方法，提供查询，方便读者。
当然，说到台湾的档案利用，也并非全为成功的经验，他们若干单位的做法也有一些有待改进之处，例如对部分档案，只允抄写记录，一点也不提供复制，使读者倍感辛苦与困难等等。
从上述台湾地区现存民国档案的来源与分布、编辑出版与开放利用的基本状况可以看出，台湾现存的民国档案与收存在祖国大陆的民国档案是为同一归类而被人为分割两存的状况，两岸民国档案自身有着内在联系交织于一体的必然。开展学术交流，相互交流信息，档案史料互补，对于国家统一大业及民国史学术研究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3台湾档案机构民国档案的查询与征集
台湾岛内保藏民国档案的几家主要机构，除台湾省文献会(现为其“国史馆”的分部)在南投而外，皆在大台北市范围内，但其地距较为遥远，交通费时。因其几处藏档内容各具特色，互不重叠，故大凡岛内外的查档者，为研究所需，不得不在以中研院、党史馆、“国史馆”三位一体为主的几个点之间奔波。
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的民国档案藏量颇丰，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档案和民国财政经济金融档案为主，其中朱家骅等个人档案价值较高。该所保存的民国档案主要是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门档案和经济部档案，其中外交部档案2446函，经济部门档案开放16150函，地图15000多幅。这些档案形成的时间大多为清末至民国年间。该所保藏的大部分民国档案已完成数字化制作对外开放。
中研院院内设有学人中心，食宿条件具备。档案馆位于近代史研究所三楼，地方不大，服务热情，档案目录开放自查，有簿式与电脑可供查阅，只到案卷级。调档每次限3卷，逐份供给，复印自便。在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的查档经历，总体是愉快和方便的。
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过去所在地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的正西面直对着台湾的“总统府”，此地本来是国民党政府“党政一家”的权力中枢地区。自国民党下野以后，作为中央党史史料保管与研究部门的党史会改组为党史馆，其地位从国民党中央的一级部门降格为其文化传播委员会下面的一个二级机构，人员规模大量缩减。现在仅安排一二个管理人员，既负责登记接待调卷工作，又要负责库房管理。在这里，列入目录的档案均可开放，查阅手续也比较方便。开放时间从早晨9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中午不休息，可供阅卷但不调卷。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出售，中央机关搬迁，党史馆留居此楼一段时间后，终于也撤出了。目前状态是完成搬迁后闭馆，尚未开放。
党史馆的藏档主要是国民党成立以来中央各组织机构的文件，士农工商组织宣传无所不包，内容丰富，价值很高，其总数号称有200万件。其中“特档”部分是记载中央各部门向蒋介石等政要汇报机密事件的记录，有许多精彩内容，为民国史研究者所青睐。如其中毛泽东主席早年在国共合作时期任职国民党中央期间留下的手稿就有多件，想必应为孤本收藏，价值连城。而其他国共要人如孙中山、周恩来、蒋介石等人的手书文件等等，则不可胜数，甚至于许多民国名人的题字、绘画乃至用过的枪械、雨伞用品、辛亥革命牺牲先烈的血衣、假肢都有收藏。其档案保管条件优越，崭新的密集式档案架上排列着全部的盒装档案，党史馆档案开放程度虽高，但有一*大的不便，这就是基本上不能复印。早年在国民党执政时代党史会在阳明山时，档案是全面开放自行复印的，颇为利用者称道。后来除了铅印的文件(也就是报纸等公开出版品)而外，一概不能复印，于是，面对如此多的精品档案，在党史馆查档便成为电脑输入的打字与抄写比赛。许多时候只好忍痛割爱。因为复印量小，价格又便宜，实在是被动无奈地省了不少钱。除了这一点外，在党史馆查档，其他方面还是很方便的，如他们的档案目录卡片，注录内容直到文件级，即每份文件的内容在目录中都是一目了然，极大地方便了查阅者，说明其档案整理基础工作比较完善。
“国史馆”现分为两部分，本部原址位于台北县新店市的大崎角山沟之中，后来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后面接收了一栋楼，开设了市区分部，专门提供电子档查询。新店老馆地域位置潮湿，本不适宜建档案馆。可当年国民党迁台，为防解放军的攻击，便把保存档案的“国史馆”建在了这个很不适宜保藏档案的地点。新店市已经不算是台北市区，而只是在大台北的范围内，路途较远。它与中研院的直线距离并不太远，但中间为高山所隔，如有私车，走高速公路，也就20分钟的路程。若乘公车，则需穿越台北主要市区，要先坐巴士转捷运(地铁)，再坐巴士或赶乘“国史馆”的早班公车，路途约2个小时，实在是太浪费时间。大陆去的学者，为了方便，一般都借住在政治大学，此地距“国史馆”不远，但仍要转一趟车，历时一小时。政治大学内有多处住所可供选择，比住中研院的费用可节省一大半，且学院附近餐馆如林，诸般美味任君选择，的确是个好地方。
在“国史馆”查档，资料之丰富不用多言，大概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所缺的重要部分，在这里都可以有所收获。一般的资料任人复印，一元一张。保管与接待条件都不错，其机构设置、工作情形和运作程序都与二史馆极为相似。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现在保存在“国史馆”的“大溪档案”即蒋介石档案，其数量庞大，史料与研究价值很高，每每为到访者必看之内容。但很可惜的是，这部分档案也是不许复印，只能抄录。在查阅之前，要先提出申请，填具表格，说明查档目的、要看的内容等等，待馆方一级级地批下来，才能调卷，每次限5卷，逐一供给，只许用铅笔抄写。
“大溪档案”原为“总统府”整理保管，其保藏状况极具特色，每几份文件藏于一密闭的塑料夹中，多个夹子组成一卷，每卷一题用硬塑料壳装订成一本，其中蒋介石的手也有每页都用塑料薄膜封入者。每卷卷首有本卷目录，以文件或文件组合题目标出，大部分没有细到文件级标题，故查档者必须将卷内塑夹逐一打开取出文件，细细查看，才能不漏不遗。麻烦的是，每个塑料夹中为防止档案粘连，都加进了化石粉之类的东西，要戴上手套才能操作。
在档案整理方面，“国史馆”藏档的基本情况是较好的，但在其*重要的“大溪档案”中，只有部分类别的文件有具体的内容目录，且已公开出版发行。而其他大量的蒋介石批文手记等档案，并无内容目录，只有时间目次，故而不论什么专题的查档者，都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去一一翻阅，挑选费时不赀。
“大溪档案”基本已经制作成电子档及缩微胶片提供阅览，但仍不许复制，这当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档案的原因。
如果你要看“大溪档案”以外的藏档，那就顺利多了，可以说是方便复印价格低廉，有人一天可印成百上千页，高高兴兴捆回家去，甚至于有的台湾学者将需要的档案划一范围，派助手统统印回去慢慢地干活，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也不用劳神奔波，真是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国史馆”查档，每天早晨9点开馆到下午5点，中午也是只供阅览不调卷。午餐问题要靠每天早上请接待人员代订，由外面餐馆供应便当盒饭，去食堂用餐。其质量价格毋庸讨论，以吃过为算。因地点偏僻，如想吃好，就要花时间步行去街上解决，但以材料之多时间之紧，想想也就只有以牺牲口福为代价来多抄些资料。
在台湾，凡成年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均可查阅开放的档案。但申请查阅档案的规定各单位有所区别。以台湾省文献史料馆为例，初次查档者要事先电话预约，且须填一份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永久地址、通讯地址、电话、工作、研究专长和服务机关在内的个人资料．申请借阅微卷每次不得超过5卷，复印本不得超2本，当日阅览限当日归还；借阅、复制档案原件仅限于原件未制作微卷、光盘、或复印者，每次只准借阅一卷．摄影复制一份文件不得超过其总页数的三分之一，且限用于公务和学术研究，摄制者不得擅自重制、出版、展示或销售，并要立下字据，开放阅览时间为星期一至五的9时至17吋，单休日及星期六下午不开放。每年的12月该馆办理年终盘点，对外不开放；其他存有民国档案的机构在对外开放利用方面也设有诸多条件，如限制档案复印数量、对岛内外利用者差额收费、只准利用者阅览胶片、对一些重要档案不予开放等等。
近年来，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岛内许多档案保藏单位在快速推进数字化的同时，与大陆档案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包括互相交换电子档、举办展览、合作召开学术研讨会等。两岸的沟通合作，为实现民国档案的互补合璧创造了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但是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大陆或台湾都没有必要以馆、局、各机构为单位，各自为战，重复地去对方征集同样内容的档案，而应当发挥两岸档案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统筹作用，以简便快捷节省的方式，完成档案的互换补充。
我们相信，两岸档案界的合作交流前景广阔，对好地完整保存我们民族的历史传承，其作用与现实意义非凡，为达成此目的，作为两岸的档案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